第七十一章 铁姑娘刀劈18人
祥霖铺区流传着一个“铁姑娘突击队队长”（以下简称铁队长）刀劈18人的故事。
“铁姑娘突击队”是农业学大寨的产物。当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有一个铁姑娘突击队，队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郭凤莲。我们这位刀劈18人的铁队长虽然没有郭队长那样出名，但在祥霖铺区也是门缝里吹喇叭名声在外的人物。铁队长生得膀阔腰圆，个子也高，足有一米七几，比个男人不低。村里的后生乃崽背后都叫她“甲等猪”、“门板”。可是没有一个敢当面叫的，因为她力气大得惊人，拼起命来，这些后生乃崽只怕还要吃些亏的。
铁队长第一次出名是1964年生产队评工分的事。当时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评定各人的劳动底分，男劳力一般10分，妇女一般8分以下。她被定了妇女的最高
档8分。可是她死活不干，当场吵起来：“凭什么你们男人定10分，我只有8分。你们做的事我哪样不能做？我做事哪样又比你们差？”她这一闹，队上的人谁也
不言声了。大家心里都有数，论做事，她的的确确不比哪个男人差，甚至好多男人还不如她。特别是她做事下手，从来晓不得偷懒两个字怎样写，割禾一口气割半亩
也不直一下腰，砍扎子打管子装窑烧石灰，可以两天两夜不睡觉，比男劳力精神还好。生产队作了难，这个男劳力比女劳力底分高是个传统，有心给她定个男劳力的
底分哩，其它妇女怎么办？这时候，队上一个壮小伙说话了：“谁英雄谁好汉，比一比看一看。空口说白话没有用，有本事拿出真功夫来看。”“好，比就比，就跟
你比，随你比什么，比不过你，我三个手指头煮饭给你吃！”铁队长指着那个小伙子说。这一下顶了真，不比不行了。
第二天，队长和队上几个干部真的把她和小伙子叫了来，指着一大堆牛栏粪说：“动手吧，挑到那边那丘田里去。”两人二话不说，挑起粪箕就比开了。比了一个上
午，各不相让。小伙子说了：“压担子这号死卵活没什么技术，下午比犁田。”“犁田就犁田。”下午，两人各挑了一条牛，一直比到天黑，累得两条水牛牯口吐白
沫，还是不分上下。这时候，铁队长发话了：“打起灯笼火把，接着比。”这家伙小伙子怂了：“算了，算了，做事我不怕你，就是没有你这一身膘，熬你不过。”
照说她这10分底分应该没问题了，可是再开会时，新的问题来了，妇女们纷纷提出要求与男人们比试，要求增加底分。事情一直闹到了公社，公社领导说男女同工
同酬是毛主席的政策，结果，不但铁队长定了10分，其它妇女的底分也都提高了0.5分。妇女们都感谢铁队长为她们争了一口气。后来，大队要学习大寨，成立
铁姑娘突击队，铁队长理所当然当上了队长，成了真正的铁队长。
1965年西源水库 因为筑坝时清基不彻底，蓄水后坝体出现渗水现象，要突击抢修，铁队长带着铁姑娘突击队上了工地。上千口人吃住在工地上，劳动竞赛热火朝天。铁队长带着铁姑娘队的年轻姑娘们，与小伙子们展开了你追我赶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当时，工地上出现了挑双担得双分吃双饭的劳动模范。铁队长向指挥部提出她也要享受这“三双”待遇，成了工地上第一个敢与男人争高下的女人。指挥部大力支持
铁队长的革命干劲。铁队长挑起双担，健步如飞，一连挑断了几根扁担，创造了超过男人的记录，一下子成了工地上的女英雄，全公社、全区出名的标兵人物。
铁队长家庭出身并不是贫下中农，她父母是中农，杀人的时候，并没有站在前面的资格，可是她是公社树起来的标兵，又是基干民兵排长，大队开会研究杀人的时
候，肯定要通知她来参加。会上，大队领导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我们大队铁姑娘队是全公
社的一面红旗，今天这个任务就交给她们吧！”话一落言，铁队长就站起来说：“保证完成任务。”
可是到了真正杀人的时候，其他的铁姑娘都退缩了，铁队长没办法只好一个人顶上去。被处决的“阶级敌人”五花大绑在杀场上，成一字长蛇阵排好。大队贫协主席
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了死刑后，就该铁队长上场了。铁队长从小干惯了活的人，懂得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早把大砍刀磨得锋利无比，照理说
从前她也没杀过人，怎么就显得那么内行，那么从容不迫，估计是砍柴砍得多，事不同理同，人脑壳总没有木头硬。她双手握刀，走到一字长蛇阵的最右边，押“犯
人”的民兵退后两步，给她让出地来。她举起雪亮的大砍刀，稍微比划了一下，用力一挥，“嚓”地一声，一颗人头应声落地，人倒下去了，一股鲜血从颈腔里喷
出，一点都没有溅到铁队长身上，干得真利索！接着，一刀一个，两刀一双，一会工夫，十多个脑袋就搬了家。这时候，问题来了，刀不快了，杀卷了口，越杀越不
顺手，越不顺手越费力，越费力人越紧张，越紧张杀起来就越不顺手。要说这把刀钢火还真是有问题，比不得日本鬼子的东洋战刀，那个钢火才叫一个好，要是事先
考虑周到一些，多备两把刀就好了。看起来还是经验不足的缘故。可是总不能因为刀不快就不杀了呀！费力就费力吧，好在铁队长有的是力气。杀到第十六个人时，
刀被骨头卡住了，连拔了两下都没拔出来，铁队长急了，用脚蹬住这个“阶级敌人”的肩背，用力把刀往上一提，“咔”，大砍刀拔出来了，一股血直冲脑门喷来，
铁队长躲闪不及，喷得满头满身是血。两个还没杀的“阶级敌人”早已吓瘫在地，铁队长一只手抓住“人犯”的头发，一只手挥动大砍刀，像砍柴一样，把脑壳砍脱
下来……当她杀完18个人以后，刀从手中滑落，全身软了下来，瘫坐在地上。这时候人们才看清铁队长一身都是血，头发都被血浆住了，脸上已经分不清哪是眼睛
哪是鼻子。几个大队干部连忙跑过去，将她扶起来，架到一边。
后来，铁队长的对象在部队里提了干，结婚以后，铁队长作为随军家属，离开道县，到了广西。这一次，处遗工作开始以后，工作组专门把她从广西接回来办学习班。问及当时杀人的动机，铁队长回答说：“我觉得这就跟在生产队出工一样，不能出工不出力！”
第七十二章 人兽之间
再过一周，19岁的唐水兰就要做母亲了。像所有第一次要做母亲的女人一样，她既兴奋也有点紧张，细心地感受着腹中胎儿的跳动，揣测着是男孩还是女孩，她特
别希望是个男孩，嫁到婆家没有吃空饭，如果头一胎就为婆家生个男孩，以后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孩子的摇窝做好了，尿布也一叠叠整理好了，还有小衣小袜
的，都准备妥当，娘家还专门送来一担鸡和蛋。
然而，唐水兰的命运也实在太差了一点，早几天生下这个孩子，说不定还能在这个世上留一根独苗苗……这时候，8月中下旬骤然而来的“杀人风”刮到了他们大
队，唐水兰娘家成份高（地主），也就在劫难逃了。腥风血雨无情地毁灭了一个未来母亲的一切，娘家兴桥公社夏柳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来了“通令”，
勒令唐水兰回村接受“审判”。婆家这边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派民兵张天沙送她回夏柳村与娘家人一道接受“审判”，夏柳大队也派了民兵唐某某来
“接人”。
正是夏末秋初，火辣辣的毒日头晒死人，滚滚的热浪蒸得人一身臭汗。唐水兰挺着个大肚子走得慢，张、唐二民兵不停地催促，还是走不动，走到一座茶山边上时，
日头已经偏西。两个民兵有些不耐烦了，悄悄商量：“这么个走法，什么时候才走得到？”既然送回娘家去也是杀，还不如就在这茶林里“搞掉算了”
，（这四个字是我们采访期间听得最多的一个词组，应当算是专用名词了。拖着长音，用道县官话说出这四个字来，有一种很特别的韵味，尤其是“了”用第四声向
上飘去，听得人心里直发颤！）省得麻烦。当时张天沙才20出头，一身蛮牛力，他抽出随身携带的一根一端磨得锋利的钢条，从背后猛地朝一身汗水淋淋的唐水兰
刺去，锋利的钢条从背部直穿腹部。唐水兰可能完全没有想到会杀自己，她晓得杀人了，但是那是杀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杀自己一个大肚子婆作什么用呢？何况自
己已经嫁过来了，嫁出的女泼出的水，已经不是地主家的人了。自己在婆家这边，勤勤快快地做事，小心翼翼地做人，从小在娘家做惯了，粗活细活都拿得起，丈夫
喜欢，公婆也不嫌，小日子虽然过得也苦，但比娘家那边强多了……她一声尖叫，回过头，睁大了惶恐的双眼，不解地望着杀她的凶手。张天沙一把扯脱唐水兰的裤
子，看到胎儿在肚皮里面猛跳，又拿着钢条在唐水兰的肚皮上划了两下，肚皮一下子翻开了，胎儿伴着血水流了出来，唐水兰本能地伸出双手去抱自己的孩子，没抱
住，人就倒了下去，两只血淋淋的手固执地伸向远方……
张天沙回到队上，四处炫耀：“屌她老母亲的，老子扯下唐水兰的裤子，毛毛还在动，老子左右两刀一划，毛毛一下子就溜出来了，还是活的！嘿嘿。”
这个石洞在一片乱石杂草中，很深，斜斜地伸下去，里面很宽，下面还有一条阴河。据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打到道县，当地人在这里躲避过日本兵。
然而，这个洞真正出名还是公元1967年8月26日，这天这里成了天生的杀场，成群的人被拉到这里处决，杀了不用挖坑，不用埋，一脚踢下洞里了事。血光与
哭声相混杂，那场面就是人间地狱。早上刚刚杀过一批，下午又牵了一队过来，其中有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名叫唐长凤，四个手持马刀、鸟铳的民兵，押着这个
五花大绑的老妪向洞口走来。
唐长凤守寡几十年，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拉扯大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又养育了两男两女。按说唐长凤总算熬出头了，该享受一下含饴弄孙之福了。这当然是中国传
统老人的最大心愿。然而唐长凤老人没这个好命。这天上午，她的三个儿子、两个孙子、两个孙女都被拉出去“判了死刑”，一个也没留下。拉扯大一个人不容易
哩，想不到一天就杀光光。两个媳妇留下来暂时没杀，听说是早有人定下了，要给改成份。她知道自己现在也是在往黄泉路上去，但她走得安安然然，无牵无挂。儿
孙们都死光了，还留下个老命做什么呢？死了好，死了干净！死了一家人能在阴曹地府里团聚。唐长凤已经悄悄地吃斋念佛好多年了，她认命。
她平静地走在这群不停吆喝着的人中间，不哭、不嚷，一步一步走向那个天生的坟场。快到洞口时，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也许是路边荆棘挂的，她的裤带滑脱了，
裤子掉了下来，下半身裸露出来。在此，我要讲一讲当时道县（中国）妇女穿的这种裤子，不然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裤子滑脱这种现象，这种裤子就是老话讲的扎头
裤，一般是青大布或土布做成，裤头很大，穿的时候把裤头在前面折叠一下，然后用一根布带子扎住，所以叫扎头裤。唐长凤本能的叫了一声，弯下腰，把腿夹紧
了，不让裤子继续往下掉，但她双手被棕索反绑着，没法提裤子，只好乞求那些年轻人说：“求求你们松开一下我的手，让我抽起裤子。”
民兵们笑起来了：“你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抽什么裤子？快走快走！”
唐长凤哭了。整个一天，甚至在听到儿孙们被杀的噩耗时她都没流过一滴泪，她认命！可是现在她哭了，苍老的哭声原来竟是这样凄凉！她跪下来不肯向前走，哀求
道：“论年纪，我和你们的娘、你们的妈妈（奶奶）一样大，我一辈子没做过缺德事，你们莫要让我光着身子见先人（祖先）呀！”
一个民兵说：“你光起身子，先人见了才叫喜欢哩。”引起一阵狂笑。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还管得到你光不光身子！”年轻人把她从地上拎起来，骂着，笑着，拖着她快走。
就这样，唐长凤一步一步，光着下身走到洞边，走到她生命的终点。
他叫何衡昌，捕前系乐福堂乡石桥头村村民，我们是在监狱里采访他的。
这个人斗大的字识不到一箩筐，平时好吃懒做，手脚又不干净，很让周围的人看不起。即使“杀人风”时，大队也没有安排他去行刑，说句心里话，大队干部也有点
看他不来。但何衡昌尖起脑壳，嚷着要去杀，谁都拦不住。你总不能不让人家革命嘛！何衡昌的那些七七八八的问题都是小节，大事大非的问题上，人家的革命性就
表现出来了嘛！我们问何衡昌，你当时尖起脑壳要去杀人，到底有什么想法？何答道：“也没有什么想法，只是当时心里直发冲，看到别人杀，自己也只想杀。”再
说杀人有补助，穷得叮当响的他又怎么能放过这种机会!
他所在大队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21名四类分子（及子女）的死刑。讨论行刑人选时，何衡昌跳出来，自告奋勇：“我也来一个！”待到把一干“人
犯’押到山上，就地正法时，一些人感到下不得手。看着有人畏畏缩缩，何衡昌上前一步，拍着胸脯说：“你们怕，看我的！”他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当时胡
是作为候补人员安排的，连刀都没有发给他），挥起来，眼睛都不眨一下，一口气砍了七个，砍到第八个时，刀不快了，杀卷了口，他嘴里不干不净的骂着，像用锄
头挖土一样，把个脑壳挖断，弄得浑身是血，头发都被血浆糊住。杀完人，他又模仿古装戏里刀斧手的动作，把还在滴血的马刀双手高举过头，转着圈子向周围的人
示意。赢得一片啧啧地赞叹声。这时，其他13名“人犯”已被其他民兵砍掉了。他想用马刀挑起一个人头，举起来耍，可是挑了几下都掉了下去，没能挑得起来。
何衡昌急了，干脆下手抓着死人脑壳上的头发举起来示众。环顾四周，何衡昌感到意犹未尽，突然想起某个被杀者的家中还有几个小乃崽（小孩），便向在场的党支
部书记建议：“唐某某（地主分子，已杀）家还有三个毒麻拐，也一起搞掉算了。”大队书记适才已被何衡昌的作为镇住了，想不到这家伙革命性还真坚强！不待大
队领导批准，何衡昌一马当先，杀回村去，进了唐某某家，在地上立起一把马刀，拎起唐某某7岁的女儿唐彩霞向刀上抛去……唐家老二吓得浑身发抖，被他一把拎
起，举起来用力抛向空中，也摔死了；他又从站栏里抓起最后一个小孩，正要如法炮制，孩子的奶奶掂着小脚，母鸡一般扑上来，死死地拽住孩子不放。何衡昌猛一
发力，将老奶奶推倒在一丈开外，双手拎着小孩的两只小脚，头朝下，像打夯一样使劲一砸，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何衡昌青筋凸暴的小腿上溅满了红红白白的脑浆
鲜血。
这一天，何衡昌共得杀人手续费55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红还多。
清查处理时，何衡昌被判了3年徒刑。按照道县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一张党票可抵3条人命，两三条人命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杀人多的，还要是主动杀人的，奉命
杀人不算，一般按照一条人命半年徒刑来判。何衡昌不是党员，共杀11人，判3年应当说是从轻发落。但是何衡昌不服，他说：“这些人又不是我决定杀的，我不
杀总得有人杀，为什么他们作决定的不判刑，独独判了我？”
四马桥区大平岭公社枫木坳村有个叫贺永义的地富子弟，死的时候14岁。这孩子长得乖，又机灵，他的父母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以后，大队上又派民兵贺××去把他也捆来一起搞掉算了。
贺××捆他去处死时，为了活命，贺永义对贺××说：“我家箱子里有钱，我带你去拿，都给你，你不打死我好吗？”贺××听说有钱，当即答应不杀贺永义。到了
贺永义家，贺××砸开箱子，取走了藏在里面的钱。贺永义说：“××哥，钱已经给你了，放我走吧。”贺××说：“我不打死你，只送你去洪门坳洞边陪别人站站
就放你走。”天真的贺永义信以为真，就乖乖地跟他去了。
到了洪门坳溶洞，贺××脸色一变，从后面一掌把他推下石洞，跌在下面堆成一片的尸体上。贺永义爬起来，咬着牙，拼命往上爬，手指抠在石头上，鲜血直流。洞
壁太陡太高，爬上去又溜下来，怎么爬也是枉然，他用流血的手指着贺××斥问：“你拿走了我家的钱，答应不杀我的，为什么还要杀我？”贺××骂他扯白（说
谎）：“……你屋里穷成那个屌样子，还有个屌钱！”贺永义大骂贺××是个骗子，畜牲，不得好死的王八蛋！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几个负责人看到地
主狗崽子这样猖狂，马上搬来干松枝，点燃，扔下洞去烧。可是松枝燃尽，贺永义竟然还是没有死！他猛咳了一阵之后，又骂起来：“贺××，我屌你老母亲，我变
成鬼也要来找你……”贺××等人又用稻草拌上“六六六”粉（一种杀虫用的农药），点燃了丢下去。霎时，洞内毒烟滚滚。浓烟消失后，他们发现贺永义仍然活
着，还在呻吟。他们非常吃惊。“见了鬼了！”一名大队干部说，“贺××，你小子肯定做了缺德事，赶快把钱交出来……私藏浮财是犯法的！”接着又赶紧找来雷
管、炸药，捆扎在一块石头上，做成一个土炸弹，扔进洞里……“轰”！随着一声巨响，这回终于彻底安静了……
祥霖铺区新车公社秀水洞大队有一个名叫陈祖田的青年社员，家庭出身上中农，照理说在这次“杀人风”中应当不会被杀，但不知什么原因，他过去和大队文革主任
陈祖德闹过意见，留下了祸根，杀地富的时候，陈祖德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把他也抓了起来，要他招认参加了“某某反革命组织”。陈祖田拒不招
认，就严刑拷打，最后受刑不过，被迫招认参加了所谓“反革命组织”。
陈祖德说：“既然招认了，还有什么好说的，牵出去杀了。”
但这时47军6950部队已经进驻道县制止杀人，上级（公社）也来了指示，不准再“乱杀人”了。有人说：“还是送到公社看怎么处理好一些吧？”
陈祖德说：“送到公社还不是送回来让我们处理。他们家土改时没有划富农已经便宜他了，这次不能再便宜他。我作主了，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亲自将陈祖田捆到村外的桐油坪执行“死刑”。
陈祖田被押到桐油坪，知道大事不妙，跪下来向陈祖德求饶：“祖德哥，我以前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你给我指出来，我保证改正。”陈祖德说：“现在想改正迟
了！”不让陈祖田再多说什么，举起鸟铳把他打翻在地。由于鸟铳的杀伤力有限，陈祖田中弹后没死，在地上打滚，垂死挣扎，对陈祖德说：“陈祖德，你公报私
仇……你不得好死，我死了……也要找你索命……”
陈祖德听了，拿过一马刀，把陈祖田的双手砍断，口占一诗云：
别人死了直挺挺，
你死要找我索命；
砍断汝手见阎王，
祖德我不亏待你。
杀了陈祖田后，陈祖德回到家晚上睡不着觉，总觉得事情做得还不牢靠，祖田杀了，手也砍断了，想来索命也是没有手的鬼，不足为惧；但是他的老父亲和老兄还在，难保不来搞报复；想来想去，还是一起搞掉，心里安然。
第二天一清早，爬起床，又带着大队上的一伙人去抓陈祖田的老兄和老父亲。陈祖田的老兄多了个心眼，躲出去没抓到，只抓住了他老父亲。陈祖德等人把陈父也押到桐油坪，以“反革命家属”的罪名判处陈父死刑，好让他们父子同行。
临杀前，陈父老泪纵横，哀求道：“陈祖德啊……你，你打准点，莫让我受磨……”
听到陈父的哀求，陈祖德动了恻隐之心，他把鸟铳里装了两颗打野猪的铁子，对准陈父的后脑勺，一扣扳机，随着“轰”的一声闷响，陈父直挺挺地侧在地上，哼都没哼就死了。
第七十三章 血海拾遗
贺远能是贺家山大队的一名回乡知青，被杀前的一个多月，他带着未婚妻何端珍回家看父母。贺远能家庭成份高，但人长得英俊又聪明，在县城读中学时与同班同学
何端珍相爱。何端珍是城郊人，家庭情况比贺远能好，但她爱他的人品，不嫌弃他的家庭出身。当时地富家庭出身的人要找老婆非常难，一般都只能找长相丑陋一点
的，身体有残疾的，有个五字箴言：“跛驼矮丑瞎”，能找个二婚的都算烧高香了。偏偏贺远能有这号艳福，找了个花朵一样的大姑娘，把他爱得顶在头上怕摔了，
含在口里怕化了。偏偏命中该有一劫，他们在村口碰上了大队干部周××。周××见贺远能的未婚妻长得端庄，又穿得漂亮，心里就来气：我们好多下贫中农都讨不
到老婆，这个地主狗崽子倒骗到了这么漂亮的女仔，明明是带起回来刺我们的眼！不行，非要打打他的嚣张气焰。于是乎，周××便说贺远能是“革联”派出来的探
子，叫民兵把他捆起来，关到大队礼堂里吊起来。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说情总算放了贺远能，但贺的双手已被棕绳勒断。何姑娘含泪将未婚夫接到自己家里，治疗了
一个多月，才算好了。伤好以后，贺远能于8月24日回了贺家山，正碰上滥杀风开始，吓得他在家拿了只电筒，连夜逃走。他想赶快逃到何端珍家去，但那时整个
蚣坝区已处于极度恐怖之中，条条道路都有民兵拦关设卡，通往县城那边的路，更是封锁得水泄不通。贺远能走投无路，只得爬上兴桥公社的洲背岭，躲在岭上的草
丛中。这个年轻人预感到难逃此劫，四周的夜色如死神的阴影压迫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此时他的心里比任何时候都想念端珍。自从与端珍相爱以后，生活和世界都
变得有意义起来，再苦再难的日子都变得不再那么难熬。他打开手电，借着手电光给心上人写信，这本身就是危险的，因为手电光很可能将民兵招来，但也顾不了这
么多了，他写道：“端珍，我也许永远离开你了……我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情……”他写啊写啊，从两人相识相恋到他对她的炽热之情，写到手电不亮了，还在
写……
第二天（8月25日）拂晓，贺远能偷偷下山，打算把信寄出去，再远逃他乡。不幸的是，还没走出兴桥公社，便让当地民兵抓住了。他们搜出他的笔记本，只翻了
两页，便什么都明白了。连忙把电话打到贺家山大队。这时候，贺远能的父母和弟弟都已被杀，除了一个远嫁他乡的姐姐，只跑脱了他一个人。大队“贫下中农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贫协主席贺××恼火得很，正在派民兵四下搜捕。接到电话，得知“逃跑的大老虎”在兴桥那边落网，连声表扬兴桥的民兵觉悟高，革命警惕性
高。当即叫了十几个人，操上家伙，赶到洲背。见了贺远能，不容分说，五花大绑，一边捆一边说：“捆紧点，看他还往哪里跑！”牵着向潇水上游方向走。由于索
子捆得太紧，没走多远，贺远能熬不住了，满脸鼓钉汗直往下滚。他哀求道：“叔侄兄弟们，你们要是肯留我一条命，就请将索子放松一点；要不留我，也就不要让
我再走了。”贺主席问：“你要怎么个死法？”听到这话，贺远能喊着未婚妻的名字，痛哭起来。
走到向阳坝，贺远能的哭声吵得贺主席心烦，说：“这个小子癲了，在这里搞掉算了。”他叫民兵将贺远能推到两块大石头中间，背转身站好，命令三个民兵开铳。
三声铳响后，被打得一身铁砂子的贺远能居然没倒下，仍在垂死挣扎。民兵中一个自称一铳放倒过野猪的汉子不解地说：“这家伙莫非学了法？”几个人上去又在贺
远能身上绑上一块石头，把他推下潇水。
这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这个淹淹一息的青年突然挺直了身子，一口血沫从嘴里喷出，喉咙里发出一声凄厉的长啸：“端珍啊，端珍――来世变牛变马来报答你！”
把几个民兵吓了一大跳。
1967年8月30日，“红联”和“革联”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武斗，人数和枪械占绝对优势的“红联”出人意料地大败而归，虽然死人不多，但损失巨大，军心动
摇，怨声载道。因担心“革联”乘胜掩杀，“红联前指”匆匆忙忙撤离营江，退守清塘；同时指示各区社民兵组织召开会议，稳定军心，统一认识，进一步开展对敌
斗争。
营江公社公社主任张清沅
作为营江公社民兵的带队人，也参加了8•30大武斗，他夹在溃散的队伍之中逃回了营江，尽管浑身上下没伤一根毫毛，却又怕又恨又恼，怕的是武斗中差点丢了
性命，回头想起来还有些惊魂不定；恨的是盘踞在“二中”里面的这帮“牛鬼蛇神”太猖狂；恼的是堂堂一个全省有名气的道县民兵师竟然败得这样窝囊。但是，怕
归怕，恨归恨，恼归恼，工作还是要做。9月2日上午，张主任在公社红砖厂召开全社党、团员和民兵基干会议，在这个革命事业遭受暂时挫折的关键时候，一定要
发挥党、团员的先锋作用和堡垒作用。
张主任正在开会，从道江镇到营江的公路上，晃晃悠悠走来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此人姓杨名干忠，是道县公路局下属养路队某养路班的一名养路工。他因事请假，回
农村的家里去。路过营江红砖厂，听得里面热闹得很，出于好奇，探头探脑地在门口张望了一下。这个动作被站岗放哨的民兵发现了，怀疑是“革联”派来的探子，
一拉枪栓，大喝一声：“站住！把手举起来！”看着黑洞洞的枪口对准着自己，杨干忠魂不附体地把双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听到捉了“革联”的探子，张清沅非常高兴，连忙亲自过堂审问。
过堂的程序和古典戏曲里演的相差不多。把“犯人”押上来，首先问：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家住哪里？什么（家庭）出身？
当听得杨干忠报上家庭出身富农时，张清沅心里有底了，这家伙肯定就是“革联”派来的探子无疑！就是不是，也是一个阶级敌人！
张清沅说：“党的政策你知道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革联’派你来干什么的？老实交代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杨干忠虽然是个半文盲，但是“革联的探子”这几个字意味什么，还是能够懂得到。他拼命地辩解着，说自己是养路班的工人，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这一次是请了假回家有事，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等等等等。
张清沅看到杨干忠不老实，命令民兵，吊起来，严刑拷问，一定要他的嘴巴撬开，把“革联”的反革命计划挖出来。
刑讯逼供之下，杨干忠到底“招认”了些什么现在已经不大清楚了。据说当时有审讯记录，不过现在已经早就找不到了。那些东西，哪个会保存十多二十年呢？但有
一点可以断定，张清沅要杨干忠“招认”的那些东西，杨干忠一定无法“招认”出来，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他除了老老实实在养路队拖沙石、养护公路之外，哪里
也没去过，什么也没干过，而且由于消息闭塞，就连“革联”、“红联”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都搞得不是那么清楚。“革联”到底是派自己来干什么的？打得痛不欲生
的时候，他倒是想招，但你要他有那个本事编得圆呀！
杨干忠的家人得到他被抓的消息，急忙忙跑到养路队请领导出面到营江救人。杨干忠所在养路班的班长彭本夏看到这个乃崽确实可怜，就到养路队开了证明，到营江公社请求放人。
他对张清沅说：“这个乃崽虽然家庭成分高一点，但确实蛮老实的，在养路队表现很好，放了算了吧。”
张清沅说：“要放也容易，两个问题他要交代清楚：第一，他到二中里面去干什么？第二，‘革联’派他到营江来干什么？”
可怜！这两个问题，杨干忠能够“交代”清楚，还会等到现在，早就交代了。
第一次人没领回来，过了一天，彭本夏第二次又来营江。
这一次，张清沅总算松了点口，答应过两天放人。
彭本夏非常高兴，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杨干忠的家人。
紧接着又有一个消息传过来，杨干忠逃跑了。
从此杨干忠如同人间蒸发一样，再也没了音信。
此案1968年“揭盖子学习班”上查明，张清沅口里答应放人，实际上带领几个民兵把杨拖到后面山上杀害了。又一说是，张清沅等人在刑讯中将杨打死后，带领几个民兵把尸体拖到后山上草草掩埋了。
油湘公社刘家村，有一个富农婆何双凤和她的跛子崽许祚松，文革“杀人风”刮来时，首先就被大队抓了起来，但开始没有杀，只说是关起来，劳动改造，拖了好几
天，又决定要杀。原来（67年）8月25日公社开过民兵誓师大会以后，刘家大队，还有跟它一个片的同心大队，开会研究杀人问题的时候，感觉到队上目前还没
有非杀不可的对象，决定暂时不杀算了。消息反馈到公社，公社主任陈四桂，于8月26日赶到同心大队，召开大队干部开会，统一思想，在陈主任的指示下，该大
队当天杀了16个。解决了同心的问题以后，陈四桂又马不停蹄于8月27日来到刘家大队解决刘家问题。陈主任了解到，该大队行动迟缓主要是支部书记思想保
守，就找到大队治保主任周忠影和文革主任刘有应等人进行研究，决定杀何双凤、许祚松，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开会研究的时候，有个龌龊鬼提出用炸药炸，正好
“红联”总部从县物质局“接管”了一吨多炸药发到了各公社民兵“自卫”队，大家就同意了。
8月28日，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周、刘等人代表刘家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何双凤和许祚松的“死刑”。正在宣判时，公社打来电话，指名要周忠影
接。周忠影连忙跑去接电话，是陈四桂主任打来的，询问杀人情况，并告诉周忠影赶快行动，以后再要杀就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了。周忠影说：“陈主任你放心，我们
已经开始行动了，现在正在宣布，马上就请他们‘坐土飞机’上西天。”
开完群众大会，大队民兵把何家两母子拖到村外茶山上，背靠背捆在一起，中间捆了一包炸药。也是大意了，引线没留多长，民兵点火时，刚点燃，被富农崽子（许
祚松）一口咬住了衣服。跛子崽心狠，死死咬住不松口。点火的民兵慌了手脚，打又打不开，扯又扯不脱，引线又在烧得嘶嘶作响……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幸亏旁边
一个民兵（当过兵的）机智勇敢，冲上一步朝跛子崽太阳穴上猛击一拳，这才打得松开了口。两人转身就跑，才跑出两、三丈远，就听得脑后“轰”地一声炸响了。
炸起的一只手飞起来打在点火的民兵身上，把他吓瘫在地。救他的那个民兵也被溅了一身血块肉渣。幸亏两人都没受伤，只是受到了点虚惊。
这件事，后来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活教材，大会讲小会讲，主持会议的公社领导再三喊醒广大贫下中农同志们在镇压阶级敌人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狗急跳墙，一定要注意好自身的安全，千万不能再出类似的事故。
第七十四章 一个老地主的“坦白交代”
原属道县现属双牌县的理家坪公社，有一个老地主，被打死时大约60来岁。他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县钱粮局长，解放后，一直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土改和镇反没
杀，要么是有点立功赎罪的表现，要么是留下来作为批判斗争的活靶子。但每次运动一来，照例都要牵出去遛遛，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老运动员”。俗话说得好：
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土改让他跑脱了，镇反让他跑脱了，这回他跑不脱了！群众大会上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这个老地主居然能够处变
不惊。别的四类分子吓得鸡崽子一样，屎尿都拉到裤子上，他竟脸不变色心不跳。大队贫协主席兼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问他：“你知罪吗？”
他说：“我晓不得犯了什么法。”
“你还不老实！你说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留下地富当骨干。’”
“我好像没有说过这个话。”
“你还不老实！说，你这样想过没有？”
“你让我想一想我想过没有。”
“你还不老实！”
接着就是一阵惊天动地的口号！
“说，老实说，想过没有？”
“我想，杀党、杀干我或许想过；但是杀贫下中农我确实没有想过。”
“你还不老实！你杀党、杀干，就不杀我们贫下中农吗？”
“你们也都是作田的，不是说，地主是靠剥削贫下中农来生活的么？把你们都杀了，我剥削谁去？”
“你，你死到临头了还不老实！”
“我正因为死到临头，才特别老实！”
老地主的嚣张气焰把人们气疯了，群情激愤，一涌而上，把这个鸭子烂了嘴硬的老地主和其他几个四类分子捆在木桩上，然后党员、团员、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每
人发一根木棍，排着队，依次一人一棍，打一棍问一声：“老不老实？”不待一圈下来，老地主等人的脑壳早已变成了红色的刷把。
据说道县土改时斗杀地主，也有一人一石砸死，一人一棍打死，一人一刀杀死的群众斗争场面。但那时大多是为了促使群众中的某些人消除顾虑，“经受阶级斗争的
洗礼”，发了刀棍之类给你，想不打都不行。而这一次是想打还得有资格，非党员、非干部、非积极分子不可。特别是人们表现出的那种无比强烈的阶级仇恨，好像
真的不杀掉老地主自己就活不下去一样！面对这种不断升级的阶级仇恨，有一个始终没法绕过的问题横亘在我们面前：这种仇恨的基础究竟何在？
我们在道县采访期间，针对每一个杀人个案，只要是地富分子，几乎都要问一个相同的问题：被杀者解放前有什么劣迹吗？答复几乎千篇一律：没听说过有什么劣
迹，主要就是收过租、请过长工、吃过剥削饭。也有这样回答的：人不是个什么坏人，就是不该是个地主。前文中讲过的那个老地主就属于这一类。如果贴上“阶级
敌人”的标签进行论证，笔者无话可说，如果就人论人，该老地主解放前非但没有什么劣迹，而且急公仗义、乐善好施。他全部罪恶就在于属于他的个人财产超过了
某个规定的限度。这样一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该老地主是地主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还是一个特例。或者把问题更纯粹化一些，地主阶级是由一群什么样
的人构成？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来源是什么？他们在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起着什么作用？
按照教科书上的答案，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剥削阶级，他们不劳而获，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维生，是最反动、最落后的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品德败坏、唯利是图、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者流。
笔者从小就读过《半夜鸡叫》（周扒皮）、看过电影《白毛女》（黄世仁）、后来又看了样榜戏《红色娘子军》（南霸天）、文化大革命中还参观过“泥塑收租院”（刘文彩）……说句良心话，当时对“地主阶级”真的是咬牙切齿，恨不能寝皮食肉。
然而随着社会阅历增加，随着历史真象不断浮出水面，特别是随着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采访的逐步深入，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经历了唐山大地震般的震撼”，不
能不重新审视那些我们曾经奉为“金科玉律”的东西。我不敢说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收租院”里的刘文彩全部都是凭空捏造的，（有证据表明，是添油加
醋、无限上纲、不择一切手段丑化的。）至少地主阶级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是这样的人。至少在道县找不出一个黄世仁，找不出一个周扒皮，找不出一个南霸天，
也找不出一个“收租院”！
与其他所有的社会群体一样，现实生活中（不是教科书也不是文艺作品中）的地主阶级就是一群土地和财产超过某一限度的中国农民。从某种意义上，称之为乡绅阶
层更确切一些。他们中间有好人，也有坏人，但绝大多数是遵纪守法的好人。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大致有以下三个来源：第一、祖传家业；如东门乡何姓大地主就是这
样。第二、在外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如秦秀容家就是这样。第三、勤劳致富，这些人多数善于经营或有某种技艺；如涂石匠家就是这样。中国的小农
经济社会有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一直都是重农轻商，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与现在大不相同。有钱人家讲究耕读传家；没钱人家有了一点钱马上就会想到“买田”——
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走，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挨冻受饿。这也是人之常情。而且这些土地和财产在交易和过户过程中，都是签署契约，缴纳
赋税，并由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颁发权证，为当时社会之公认。当然也有靠不正当手段发家致富的，如欺行霸市、高利盘剥等，但这样的人不但人数少，而且为当时
的社会所不齿。那个时代儒家学说是社会的主流思想，“仁义礼智信”大行其道，有财产的人虽然受到尊重，但如果财产来路不正，是靠邪门歪道获得的，就会受到
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被人戳脊梁骨，耻于与之为伍。同时，那个时候的人，相对而言，头脑简单，思想单纯，有神论者占大多数，人们信奉的是因果报应，讲究的
是行善积德，有一句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为人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在这种思想的制约和调节下，社会大多数时间是安定的、和谐的，贫富相互依存，并没
有表现出我们所说的那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相反，财富既有承袭，也有某种有序的流动，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说的就是这种有序流动的某种表象。
实际上所谓的地主阶级就是小农经济社会中的中产阶级！
当时人们的价值观集中体现在“士农工商”四个字上，士为四民之首，所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钱人家，具体到农村就是地
富人家，总是千方百计送子弟读书，从而使得地主阶级成为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如此集经济优势和文化优势于一体的地主阶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当时社会的
主流，特别是成为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我们在采访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附带了解到，很多被杀的地富分子其本人或其家族，解放前就是当地有声望的地方领袖人物。他们救孤济残、助教兴学、救灾赈
灾、修桥铺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开庙会、唱大戏等）……在当地乡村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中扮演了一个带头发起，热心倡导，并出
钱出力的角色。而且当时基本上属于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结构，政府机构非常软弱，特别是县级以下，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能力，
远远不像现在这样一杆子插到底。这样一来乡村地方事务的管理权也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那些本乡本土德高望重有公益心的乡绅（地主）头上。一般说来地主阶级对
乡村社会的管理是通过族规、乡规、民约来实现的，其指导思想是儒家学说孔孟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国农村是“四书”、“五经”的社会，是孔子、孟
子的社会。孟子曰：有恒产者，始有恒心。是说人只有拥有一定的财产，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地主阶级（乡绅阶层）也正因此担负起政府
职能缺失部分的社会责任，在农村中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总而言之，地主阶级的产生，是小农经济社会中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均势和平衡的结果，是封建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
至于雇佣长工、收受地租，一方面可以解释为土地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其不合理性应当也可以通过社会调节、社会进步，用改革的方式予以解决。二十世纪的社
会实践证明，暴风疾雨式的打土豪（杀地主），分田地的方式，并没有达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相反却埋下了更大的社会不公的恶果。正如普列汉诺夫所
说：“社会主义是人道的公正的社会，因此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善，包含着更大的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
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炸药。”
笔者在道县采访看到的是，1967年大屠发生时，四类分子家庭已经普遍地处于贫困线之下远甚，而那些被充当杀人凶手的贫下中农比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同样
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出一天工赚两、三角钱，甚至还有几分钱的，一日三餐喝的是泼到地上狗都撵不上的稀饭，啃红薯脑壳吃酸咸，土布衣
服打疙瘩。有一些有点打牌赌钱、好吃懒做等小毛病的人，甚至不会盘算过日子的人，过的日子甚至比地富还不如。广大贫下中农名义上是翻了身、当了家、做了
主，而实际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也没有任何当家做主的实质性内容，其政治地位的提高只有在已经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面前才能真正表
现出来，除了比这些人高人一等外，依然还是人下之人。真正生活状态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只是他们中间的一小部人，大约不到5%，而这些人翻身、当家、做主集中
体现在入了党，做了官，当上了脱产的、半脱产的、不脱产的干部。就是这些人中间，也有生活得十分困苦的，当时有些基层干部连老婆都讨不起，一般贫下中农讨
不起老婆的就更多了，因此在道县杀人事件中出现大量杀人夺妻、杀人夺女的案件也就不足为怪。道县大屠杀中，被杀男女比例为3.5：1，应当说这也是其中原
因之一。
笔者在道县的采访是针对杀人事件的，但因被杀对象绝大部分为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关于道县土改的一些情况也不免零零星星传到耳朵里来。可以看出道县的土改运
动也是进行得轰轰烈烈，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恐怖，拳、脚、鞋底、棍棒一齐上，打得地主分子皮开肉绽，口吐鲜血，骨断筋伤，惨叫哀号。对于某些莫须有的罪
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马上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分子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则立即报以拳打
脚踢、抽耳光，打到低头认罪为止……个别特别顽固的地主分子，被当场打死的情况，也有发生。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户户冒烟，村村见红”。也就是说每一个村
子都要消灭一个以上的地富分子。至于该地主分子到底有什么罪恶，或者强加给他的罪名有多少真实性就根本不重要了，反正对地主分子（包括反动富农）杀一批、
关一批、管一批的既定国策早已定了，不杀张三要杀李四。杀不杀是立场问题，杀多杀少是感情问题。立场不能站错，感情上更不能倾向阶级敌人。按照规定，当时
杀人的审批权在区一级，以道县为例，当时全县人口约35万，九个区，每个区4万人左右，而掌握4万人生杀大权的区委书记、区长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他们
勾画杀人名单的唯一依据就是各乡上报的材料。如果碰上“王先志”可能会少杀几个，如果碰上“苑礼甫”杀起来那就没个边了。杀人的权力虽说是在区一级，但材
料要靠乡政府来整，实际上某个乡干部要杀某人，甚至某个土改根子要求杀谁，几乎没有不批准的。杀地主的时候，根本没有罪与非罪的标准，只有需要和不需要的
问题。有些村子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连富农都找不到的，就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要“村村见红”！
这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主分子，其中绝大多数除了吃过“剥削饭”以外，至今说不出他们的任何具体罪恶。
道县在土改运动中究竟杀了多少地主分子（包括反动富农），我手头上没很具体的资料，估计在1500人左右。这个估计是怎么得出来的？笔者在道县计生委查阅
了道县从1949年以来的全部人口资料，发现从1949年到现在有三个时期4个年头人口是负增长的，其一是土改时期的1952年，其二是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的1961-1962年，其三是大屠杀时期的1967年。运用统计学的原理通过简单计算可以得出：1952年道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500人左右。
另据官方资料记载，在这期间同时还进行了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两项工作，共镇压阶级敌人800余人，2500减去800等于1700。再比照政策面，根据
“村村见红”的要求，道县当时约有1400多个自然村，在1400与1700之间取一个平均数字就得出了该县杀地主分子约为1500人左右的这个估计数
字。确切的数字有待官方以后公布。
我们在道县听到人们讲述那些土改故事时，总感觉与文革大屠杀有着某种一脉相承之处。事实上，当时就有一些非常有身份的县级领导干部说，道县是和平解放的，
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杀四类分子是民主革命的补课。而下面的一些基层干部则说得更直白，这就是“第二次土改”。当然，第一次土改与“第二次土改”不同的地
方也很多，具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六个方面：第一、有一个土改法，也就是道县老百姓常说的“上头有一个文”。第二、杀人要整材料，要经过区一级政府批准，也就
是道县老百姓说的“要见官”。第三、各种“敌情”并非完全虚构，确有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各种反抗、颠覆活动。第四、有一个政策界线，打击对象，孤立对象，团
结对象，依靠对象分别对待。第五、基本不杀妇孺。第六、杀人也没有那么多花样，一般就是周远济所说的“洋办法”——枪毙。一人一刀杀死，一人一棍打死，一
人一石砸死的现象虽有但不普遍。
笔者不是一个理论工作者，学识和占有的资料，都不足以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场“土地改革”运动进行评说。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能以参与者的愿望和言行来作
解释，甚至不能因近距离的观察而获得适当的结论，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上，远距离大视野地进行观察，从而确定它在历史上的真正作用和意义。兹事体大，关系着
我们民族生存道路的选择和民族性格发展的走向，对它进行评说和反思，此非常之事须待非常之人。本人只是针对一些具体现象作一些“三担牛屎六箢箕”的观察与
思考。跳出道县的小圈子，站在历史的纵轴上回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前半部的中国，你会发现那些国人耳熟能详的、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
超、谭嗣同、蔡锷、蔡元培、胡适、鲁迅以及国共两党的创建人孙中山、黄兴、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等等无一不是出身乡绅阶层（地主阶级），这个现
象向我们昭示什么呢？不作过深的、容易引起争议的探讨，起码一条，它说明在接受西方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文化精华，乡绅阶层（地主阶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有人说机构是一个放大器，它把个人的能量成百倍、成千倍、成万倍地放大。我认为文化的力量比机构的力量更强大，它把个人的能量十万倍、百万倍、千万倍
地放大。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都一样，有精华也有糟粕。西方文化的精华，在社会领域可概括为：民主、科学、法制；在人权领域可概括为：自由、平等、愽爱。而
中华文化精华可概括为5个字：仁义礼智信。不难看出这5个字与前面的6个词是最容易接轨的！它们都植根于人类共通的人性之中。那么“仁义礼智信”由谁来传
承呢？或曰它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哪个地方？在民间，在下层，特别是在乡绅阶层（地主阶级）中。而它的对立面糟粕部分，如帝王术、官场经、厚黑学等等，则集中
在宫庭、官府、上层社会中。
有学者著文论证，小农经济、田园牧歌式的中国农村社会自清乾隆中叶就开始了“乡绅劣绅化，农民痞子化”的进程，这个进程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改
运动”中，以乡绅阶层（地主阶级）消灭和农村领导阶层劣质化而宣告结束。此即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农村社会千年未变之土地制度，亦积累了深重的社会矛
盾，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社会向现代化行进的步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土地制度内部已经积累了足以引起大崩溃的能量，如此说来五十年初的那场
席卷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也就不难得以解释。它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发展生产力的愿望也不容置疑。
应当说在当时，这场运动是得到了全国绝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也是得到全体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可以说是一种全民共识。它的背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在当时如果说有什么分歧的话，就是土改的形式，是暴风疾雨式的还是和风细雨式的。
据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之后，把他们在大陆的失败归结为两大原因：一、贪污腐败涣散；二、对“平均地权”问题表现得犹豫迟缓。1953年，国民党在台湾也
搞了一个所谓“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以麦克阿瑟在日本的土地改革为蓝本进行的。这个“土改”虽然带有某种“赎买”性质，其实质依然是“强制
接收，重新分配”。
1950年到1953年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采用的是暴风骤雨的形式。和平分田的思想受到了严厉的政治批判。有证据表明在土改中打冲锋的大多是
从拥有财产量上划分叫贫雇农而实际上是农村流氓无产者的那样一批人，这些人由于自身的种种劣迹（偷窃、赌博、流痞、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等等）已经被边缘化
了，遇到土改这样的历史机遇自然会表现出无比强烈的“革命性”和“斗争精神”。这些“苦大深仇”的“土改根子”在土改运动中和土改运动后，纷纷入党做官，
其中很多人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等基层领导干部。他大多是文盲和半文盲，既无公益心，又无道德准则和是非界线的约束，他们从自身的经历中认准
了一个死理：抱住“党”的粗腿就会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对上惟命是从，对下鱼之肉之，对内拉帮结派，对外吹牛撒谎，搞生产目光短浅，搞运动心有灵犀，他们
把“流氓无产者”的特质自觉和不自觉地带进了农村的全部政治生活和生产活动之中。好干部还有没有？当然有。但在这些人的包围之中明显成为弱势群体，而这个
弱势群体还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遭到清洗和弱化。实践反复地向我们提示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者，必然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笔者拜读了《土改法》和土改时期的一些理论文章，实事求是地说，确实言之成理。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需要追问的是它带来的短期效果是什么？中
期效果是什么？长期效果又是什么？暴力土改确实达到了粉碎旧的生产关系，“均贫富”和“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并在当时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但它同
时也的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击碎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念（这一点本身也许正是土改的目的之一）。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共同贫穷的农村社会，而不是一个共同富
裕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一起富起来的农村社会。实践证明全世界所有走共同贫穷道路的国家和地区，都只能依靠暴力、谎言、恐怖来维持社会秩序。认
为经济上的平等就能解放生产力，显然经不起实践检验。通过绝对的财富重新分配和将一切减至最小公倍数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其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英国诗人
丁尼生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说过一句话：“有一半真理的谎言是最毒的谎言，彻头彻尾的谎言会遭到彻底的斗争，但真假掺半的谎言最难与之斗争。”引用这句话肯定
会引起一些人的“阶级义愤”：“这都是些资产阶级臭老爷说的话，我们贫下中农只晓得，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个‘生’，那个‘生’，抵不住
老子一梭镖，叫你永远没得‘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财产如同自由一样，是人类的一项真正权力。人类追求财富的普遍心理亦是某种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退一步讲，即便土地不该私有、不该出
租、不该请长工，但这是两千年封建制度的沿袭，土地的拥有者（地主阶级）不应当为历史承担责任，更无死罪。可以打一个比方来进行类比，据统计资料表明，现
在我国拥有一百万元以上个人的财富的人超过一千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0.8%，如果政策要发生变化，将这部分人定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下一个文（通过一
个法令）对这些人进行批判、斗争、改造，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并将他们的财产平均分给月收入千元以下的贫苦劳动人民，这合理吗？会不会得到全国大多数
人的拥护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它绝对不合理。第二，它绝对可以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
一个正常的社会，它的进步和发展，只能建立在原来社会的基础上，承认原来社会存在的合理性部分，改革其不合理的部分，循序渐进，才能健康、持久地发展，没
有捷径可走。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从手段的公平正义做起。专制之树结不出民主、科学的果实。对于一个公平、正义、富强、幸福的社会而言，民主既是目
的，同时又是手段。任何虚无主义的、凭空想象的社会蓝图，都只能是宗教而不可能是科学。
再讲一个有几分搞笑色彩的小故事。
笔者在道县采访期间，曾半真半假地与一些人士请教过关于“和平土改”可能性问题。曾为首杀害“告状油子”李念德一家13口的金狮庵大队贫协主席刘代修一句话差点没让笔者背过气去；“你们这些读书人，怎么越读越蠢了？你的东西，要分给我，不杀了你，你会答应吗？”
也许刘代修的话确实具有某种朴素的真理性，但我要讲的是，作为土改根子的刘代修，土改时，家庭成份是三代贫农，而到我为杀人事件采访他时，他家已是五代贫
农了。为了翻身，为了解放，他们命也革了，人也杀了，可是许诺他们的富裕生活在哪里？许诺给他们当家作主的权力在哪里？许诺给他们的社会主义公正又在哪
里？甚至那些曾经分给他们的田地又到哪里去了？看看刘代修口里吃的东西吧!看看他身上穿的衣服吧!看看他家里住的房子吧!这样的日子绝对不是每个人都愿意
过的，至少刘的两个儿子就不愿意过。
============================================
感謝 羊狼二世 提供以上資料
羊狼二世的網誌: http://contact_ching.mysinablog.com/index.ph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