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文经等人在杨家公社杀了钟佩英母子之后，8月17日，又在四马桥召开了全区“红战士”（“红联”）负责人会议。在这个会上，钟佩英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天地 翻覆的变化，成了宁远反革命暴动总头子郑元赞的小老婆、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女特务、杨家公社四类分子暴动的总指挥。而所谓钟佩英指挥四类分子搞暴动，郑家大 队贫下中农革命警惕性高，及时发现镇压了的故事，经蒋文经等人绘声绘色一番演绎，听得与会者如醉如痴，甚至还有几分遗憾：为什么自己公社就没有出个郑元 赞，出个钟佩英呢？要是有的话，那该多好啊！
会议结束以后，18日，19日，蒋文经等人受大平岭公社和洪塘营公社邀请，专程到这两个公社“传经送宝”。
洪塘营公社位于道县东南部九嶷山系的层峦叠嶂之中，现在叫洪塘营瑶族乡，是一个以瑶族为主体，瑶、汉人民混居的地区，不过这里的瑶民基本上已经汉化，如果 他们自己不说是瑶民，你一点都看不出来。该公社在道县37个公社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少，自然条件也比较恶劣，山高谷深，岩基裸露，土层瘠薄，素有“洪塘 无水，峻岭有峰”之说，人民生活比较困难。有一首民谣流传至今：“有女莫嫁瑶山窝，终年挨冻又挨饿；住的木板茅草屋，吃的红薯玉米它。”指的就是这个地 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公社打光棍的男人特别多。文革杀人事件中，该公社杀人夺妻的案件发生得最多，其中恐怕也有一点因果关系。
公社驻地洪塘营圩是道县地势最高的圩场，海拔800米以上，1986年我们到洪塘营采访时，眼前的圩场仅有横街一条，街道房屋都很破旧，甚至还有一点点衰败。山风掠过四周裸露的岩山，使人不由自主生出一种凄凉之感。
接到蒋文经等人送来的“革命真经”，（1967年）8月20日，洪塘营公社抓促领导小组组长、公社武装部长赖兴好召开了全社各大队支部书记、民兵营长、治 保主任、贫协主席“四巨头”会议。赖在会上大肆渲染蒋文经等人的谣言，介绍杨家公社郑家大队的杀人经验（原文是“镇压四类分子暴动的经验”），宣布“最高 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农”，对于“调皮捣蛋”的地富分子，只要贫下中农同意杀就可以杀，并点名指示红花大队杀人，“带动全公社的对敌斗争”。
会后，红花大队率先杀3人，各大队陆续跟进，五天之内，共杀43人。
8月26日，洪塘营公社“三结合革命亮相干部”、公社副书记盘家瑞再次亮相，再次召开全社各大队“四巨头”会议。盘副书记在会上点名批评了一些“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大队，重点表扬了“行动快，杀人多”的红花大队，号召各大队，外学郑家，内学红花。
会后，各大队积极行动，掀起了全社的杀人高峰；当天便杀47人。有些在会上受到批评的大队很不服气，积极行动，迎头赶上。如佳竹洞大队，原来没有杀人，支 书王建喜、民兵营长蒋汉德等人在公社受到批评以后，回到大队马上就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贯彻公社8·26“四巨头”会议精神，要各生产队就在会上摸底 报名单，名单拿出来以后执行不过夜，立即派民兵分头抓人，当晚便将12个“阶级敌人”镇压了。第二天清早即打电话向公社报喜。
接着，27日，全公社又杀86人。
赖兴好、盘家端等人坐镇公社，守在电话机旁指挥全局。
东江源大队是盘家端的点，经他指示、批准，杀了13个人。
洪塘营公社文革“杀人风”中共杀187人（其中自杀5人），仅8月26、27两天就杀了133人，占杀人总数的71%。
该公社杀人最多的是红花大队，共杀42人，占全社杀人总数的22.5%。该大队一个名叫李博清的杀人凶手，杀人上了瘾，每次杀人都主动要求参加，不让去还 不行，该大队先后三次杀人，李博清每次都参加了，亲手杀害21人。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整个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亲手杀人最多的应当是他。寿雁区唐家公社 那个杀人冠军雷康古有水分，货真价实的冠军应当归李博清。李博清当时已经40出头，在当时的道县应当算是个半老头子，那个时候人的寿命相对要短一些，50 岁就喊老倌子，60岁不为夭折，70岁就是古稀之年，笔者查了一下，道县一些出名的杀人凶手，年纪一般都在20岁左右，大的不过30出头，40岁以上的杀 人凶手，除报复杀人、谋财害命、杀人夺妻这几种情况外，还真的少见。究竟什么原因使得李博清对杀人表现得如此积极呢？处遗工作开始以后，李博清因多次主动 要求杀人，且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被逮捕法办。专案组的同志要他交代杀人动机，他的回答竟然是：“为了多赚两个工分。”乍一听，觉得荒诞无稽，难以置信， 仔细一想，却又在情理之中。假如杀人成了一种革命行动，不但不要负责任，而且还有钱发、有粮食分、有工分记，这样的便宜人，愿意去杀的恐怕不在少数。笔者 有幸亲历过文化大革命，记得当时在学校里，每当有机会触及牛鬼蛇神肉体的时候，广大革命师生无不欢欣鼓舞，跃跃欲试。开始的时候，这种痛殴“阶级敌人”的 行为多少还有一层严肃的面纱，被看成是一种阶级义愤和革命行动，到后来几乎成了单调枯燥生活的一种调味剂，有些调皮捣蛋的同学把它戏称为打便宜人。便宜人 可打，亦可杀，关键在于便宜到什么程度，可打不打不革命，可杀不杀三分罪。
采访中，笔者曾向当地有关干部请教过这样一问题：洪塘营公社大多数大队杀人都不是很多，少的一、二人，多的不过二十余人，为什么红花大队表现的如此突出呢？
一位负责处遗的同志这样回答：
“红花大队离公社很近，大约只有里吧路的样子，狗叫的声音都听得到。这种地理位置，使得该大队干部与公社领导联系非常密切。‘乱杀风’中，公社盘家端、赖 兴好等人把这里树成一个阶级斗争的点来抓。他们多次到大队现场办公，督促杀人，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红花大队一直都是公社的先进大队，各项工作都 走在前面，杀人也是一样，只能比别的大队杀得多，不能杀得少。当时煽动杀人，不像我们今天这样赤裸裸地叫杀人，而是说镇压阶级敌人的暴动，保卫毛主席的无 产阶级路线，保卫红色政权等等，是作为政治任务下达的。所以红花大队的干部积极带头行动。当时的大队支书陈明凤就亲自充当杀人凶手，带头杀人。大队贫协主 席，叫个杨隆宽的，当时25岁，猛得很，每次杀人，都背着一杆鸟铳，冲在最前头，并且亲自杀人示范。大队民兵营长邹景桂当时在公社民兵自卫队当队长，带着 自卫队的民兵到处支援杀人。这个人品质坏得很，不但杀人而且还乘机强奸、轮奸被害者妻女。几个为主的干部带了头，其他干部还能不动手？大队干部、生产队干 部带了头，群众还能不动手？第三个原因就是，红花大队杀人的面放得比较宽。当时这个‘乱杀风’，说是乱杀，实际上还有界线的。界线一突破，人数就要成倍的 向上翻。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如果定了只杀分子不杀子女，无论哪个大队最多也就只杀得十几个；如果说子女也杀，人数马上就翻上去了；如果说只杀男的，妇 女、小孩不杀，怎么杀也杀不到四十多个人，如果要斩草除根的话，无论哪个大队杀四十个人都是少的。同时，还有一些人为了杀人夺妻，不留后患，把女方的家人 也就杀得比较彻底。另外一方面，红花大队不但杀地富，而且还杀了一些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说白了就是，在外面搞副业不给队上交钱的，在生产 队出工偷懒耍奸的，或者不服干部的领导，跟干部斗着干的，这些事情现在看来都是小问题，在当时，一上纲上线，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对抗 党的领导，这都是砍脑壳的事啊！这三类人加起来，红花大队只杀了42个人，要讲还算是政策水平掌握得好，要是尽得量杀，起码还要翻一番。当时红花大队杀人 已经出现不断扩大的状态，第一批，8月21日，3人；第二批，8月24日，12人；第三批，8月27日，20多人。幸亏上头刹车刹得快，红花大队8月21 号开始杀人，到8月28号打止，只杀了7天。据说还准备再杀一批，8月29号，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打来电话不准再‘乱杀人’，当天晚上，赖兴好 在公社主持在家的脱产干部开会，传达47军制止杀人的电话会议精神，并分头通知各个大队。红花大队隔公社近，接到电话后马上就封刀了，以后再没杀人。但盘 家端的点东江源大队不知道为什么给漏掉了，没有通知到，结果这个大队在8月30号上午，又杀了9个人，本来只杀十几个的，这下子变成23人，成了公社的第 二名。这次处遗中，有人反映是有人故意这么做的，好让东江源抓紧时间再杀一批。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缺乏有力的证明，因此也就否定了。”
然而，洪塘营公社文革杀人的情况，最让我们震惊的，或者说最具特色的不是“杀人最多”的红花大队，也不是“抓紧时间再杀一批”的东江源大队，而是处于中游 水平的黄家塘大队。这个大队杀人居然不是公社干部指示的，而是一个名叫邓永裕的公社电话员指示的。当时在洪塘营乡处遗工作办听到这个情况时，我的心“咯 噔”了一下，感到非常意外。由于洪塘营距县城比较远，交通不太方便，我们到洪塘营采访，来得比较晚，此前已经在县城附近的几个区社采访过，红花大队那种情 况，东江源大队那种情况，见得非常多，公社领导开会指示，大队干部开会贯彻，贫协和民兵组织具体执行，可以说是道县杀人事件的一种基本模式，黄家塘大队的 这种情况还真的少见。在我们采访中是第一次听到，常言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公社电话员，充其量就是个县邮电系统的合同工，跟民办教师的性质差不多，他凭 什么“指示”杀人呢？下面的大队又凭什么听他的呢？
我们问处遗办的同志：“是不是哪个公社领导指使邓永裕传达的指示呢？”
该同志回答道：“不是的，纯粹是他自己的个人行为。你们这个想法我们一开始也有，经过反复调查，确定没有任何一个公社干部指使过他，纯粹是他自己坐在电话机旁没事干，吃饱了撑的，看到别的大队都杀了，黄家塘大队一直没有行动，就打过一个电话去指示杀人。”
于是我们决定把原来的采访计划调整一下，立即去黄家塘村。
黄家塘大队（村）位于洪塘营公社最北面，与蚣坝公社毗邻，东边是猫儿山，西边是枫木山，它就在两山夹峙的马鞍形上。从地理位置上看，似乎是整个公社距县城 最近的地方，实际上交通并不便利。当时整个道县东南部只有一条简易公路，叫道坦公路，从道江镇到湘源锡矿的坦水坪，全长60多公里，主要是为运送湘源锡矿 的矿石而修筑的，当然沿线村镇也跟着得到交通之利。公路起于县城东郊的上关村，向东南通过蚣坝圩，越过泡水到后江桥，从后江桥转向东行，再次越过泡水到四 马桥圩，从四马桥圩转向南，沿泡水中上游的山谷到坦水坪。沙石路面，路况不是很好，车行起来，黄尘滚滚，颠簸得十分厉害。公路距洪塘营圩最近的地方叫东江 脚，从这里分叉出一条更加简易的公路，通到洪塘营圩。从洪塘营圩到黄家塘有大约15里山路要走，不算险峻，却也蜿蜒曲折。我们就是走这条路线到黄家塘村去 的。实际上要直接去黄家塘村，还有一条路可走，路近一些，也相对平坦一些，就是不经过洪塘营圩，在四马桥圩下车，渡过泡水，步行20余里便可到达。我们离 开黄家塘村回道江镇走的就这条路。但去的是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条路，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黄家塘村。
大约半下午时分，到了黄家塘村（大队）。由于来得仓促，事先准备工作不充分，采访很不顺利。接待我们的大队干部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明显不太欢迎，嘟嘟囔囔 地说：“双抢大忙的，好多要紧的工作都搞不赢，搞这些空事干哄门（什么）？”好在我们早有思想准备。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有大量党员、干部，特别是农村党员、 干部被卷入其中，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对于这一次的处遗工作是不理解、排斥、甚至对抗的，特别是那些手上或多或少沾有鲜血的人更是如此，他们本能地把我们 看成是找麻烦的人，所以每次下去采访，一定要事先做好铺垫工作，工作做得不到家，都要碰钉子。
对黄家塘村的采访当然也不例外，临时起意，仓促而来，要是一帆风顺，那倒奇怪了。不过，不顺利并不等于一无所获。七七八八的事情就不讲了，直接讲采访结果。
事情还得从8·20公社杀人动员会说起，那天，黄家塘大队支书祝玉亮等人在公社开过会，回到大队，几个人研究了一下，感到本大队的几个地富分子还没有“调 皮捣蛋”到非杀不可，决定集中管制起来，以观后效。因为黄家塘跟公社离得比较远，平时联系不是很密切，公社派下去“检查工作”的干部也把它给忽略了，所以 一直到8月25日，其他大队都行动了，该大队忙着“促生产”，忘了“抓革命”。这个情况被公社电话员邓家裕发觉了。他虽然不是公社领导，但坐在总机旁边插 接电话，公社和各个大队来来往往的电话，都可以监听得到，（那个时候，电话员又叫机线员，就是类似机要员的意思，要政治十分可靠的人才能担任）所以对全公 社杀人的情况了如指掌。
据邓家裕说：“我因为发觉黄家塘一直没有行动，又晓得公社要开总结评比会，害怕他们受批评，出于一片好心，打过一个电话提醒他们，没曾想到他们把杀人的责任都推到了我身上，说是我指示的。我一个公社电话员，连个半脱产的干部都算不上，凭什么指示杀人？”
邓家裕问得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黄家塘大队干部群众的说法有一点点不同之处。当时接听电话的（原）大队会计祝重成说：“（1967年）8月25号中午，我在大队部值班，公社‘杀人 办’主任邓家裕打过电话来，问我们大队为什么还没有行动，批评我们拖了全公社的后腿，强行要求我们马上行动。我接到电话以后，马上向支书祝玉亮、大队长祝 玉省他们做了汇报。大队上专门开了一个会，拿出了一个名单，决定杀5个地富分子。还打电话向邓主任作了汇报。第二天早晨，邓又打过电话来，是支书祝玉亮接 的，说我们大队跑出去的两个地富（实际上是地富子弟）在十区（蚣坝区）被抓住了，要我们派人去接。祝支书问，接回来怎么处理？邓主任说，在路上干掉算了。 所以这两个人也杀掉了。后来，8月27号在公社开过会以后，因为大队上还关着几个地富没有处理，我们又把电话打到公社，请示邓主任杀不杀，邓主任指示说， 统统给我杀了。就这样又杀了3个。”
附带说一句，邓家裕对“杀人办主任”这个头衔，坚决予以否认，他说：“什么牌子不好叫，叫个杀人办公室主任，我再蠢也没有蠢到这个程度。”
好在这个问题无关宏旨，杀人办主任也好，其他什么办主任也好，还有什么司令啦，政委啦，院长[11]啦，叫什么都可以，关键是黄家塘大队贫下中农就是这么 直观理解的。如此看来，黄家塘大队杀人情况与其他大队并无本质区别，说它有特殊性，仅仅特殊在别的大队指示杀人的是“正牌货”，而指示该大队杀人的是个 “冒牌货”而已。
不过，有一个情况祝重成没有说，那就是当天（8月27日）晚上，他打电话向邓家裕请示：“有些人虽然不是地富，但是不好好在生产队参加生产，在外面打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副业），这号人杀不杀得？”邓家裕答复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都可以杀！”
祝重成拿到指示以后，第二天就带人把本大队在外地搞副业的中农社员祝重道抓了回来，骗他交出钱财之后，将其杀害，并顺便夺了他的老婆。
此案在本次处遗工作中被定为杀人夺妻案。
大平岭公社的杀人情况与洪塘营大同小异，相比而言杀人稍少一点。具体杀人情况，后文中有几个案例可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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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月11日，县抓促领导小组召开全县电话会议，按照惯例杨家公社由公社秘书蒋文经接听并记录。电话会后，公社召开了脱产干部会议，学习上级指示精神并研究 “战备方案”，决定：一、团结一致对外；二、组织民兵防止“革联”下乡串联；三、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四、出现紧急情况，要做好“文攻武卫”的准备。在 讨论第三条时，公社书记陈树能说：“四类分子调皮的，搞掉几个就是了。”蒋文经说：“还是讲专政好些，不要讲得那么粗，是不是采取这种提法：如果四类分子 起来暴动，就采取断然的专政措施。”会后，公社的几位主要干部分头下基层，分片传达。分工负责周塘营片的有公社秘书蒋文经、公社公安特派员樊书宋、公社会 计唐道智、公社培植员唐咸福。
[2] 都是捆绑人的方式。具体捆法，但愿后人不懂。
[3] 1967年8月30日晚，逃跑到湘源锡矿的郑生尧被抓回杨家公社，公社公安特派员樊书宋对郑进行了严刑拷问。之后，樊书宋、公社副书记邓耀春、公社会计唐道智等人将郑拖出去，打死，最后还在身上压上一块大石头，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4] 196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史称9.5命令。这里所说的九.五命令是指47军6950部队针对道县杀人事件，结合宣传中央9.5命令发出的严禁杀人的命令。
[5] 这19人大多是婆婆姥姥和未成年的孩子，其中有两个60多岁的瞎眼婆婆和两个10岁以下的小孩，他们是在宁远欧冲垒路边的荒坡上被活埋的。因为埋人挖了四个大坑，现在那里得了个新地名“四个坑”。
[6]洞：应为垌，四周是山的田地。在道县一律写作“洞”。
[7] 郑元赞，道县四马桥区杨家乡郑家村人，1948年曾任国民政府道县伪县长，1949年任国民政府宁远县伪县长，1952年为首在宁远县组织3.29暴动，暴动被镇压后，经香港逃到台湾，后死于台湾。
[8] 有人说钟佩英参加“湘江风雷”根本没有那回事，被杀是因为大队上有人打她的主意，遭到拒绝，怀恨在心，借机杀人。但一家之说，缺乏证据支持。
[9] 在处遗工作组的材料中，笔者看到如下一段文字：郑国志，男，1945年出生，成份地主，主要问题：1.为了保存自己和家人，亲手杀害1名地富分子；2.捏造事实，整理多名被杀人的假材料，为幕后指示者和杀人凶手开脱罪责。
[10] 这四个区是清塘区、寿雁区、梅花区、桥头区。
[11]笔者在一份关于邓家裕在文革“乱杀风”中所犯罪行的原始材料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邓家裕，男，1933年出生，贫农，党员，洪塘营公社电话员， 邓在文革乱杀风中自称“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多次参与杀人活动，亲自打电话给黄家塘等大队，指示批准杀23人，亲手用铁丝捆绑5人，用绳索捆 绑5人。
据道县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道县1967年文革杀人事件中，在区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八个区：上关区、桥头区、清塘区、祥霖铺区、清溪区、蚣坝区、 梅花区、寿雁区，占当时全县总区数的72%，在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18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 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午田公社……占当时全县公社总数的48.6%。有485个大队杀了人，占当时全县大队总数的93.4%,其中杀30人以上的大 队有27个，杀40人以上的大队有7个，杀50人以上的大队有4个。
清塘区的主体部分在1967年叫月岩区，即“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郑有志当武装部长的那个区[1]，是全县最先召开区级杀人动员大会的地方。该区文革时下 辖清塘、久佳、午田三个公社，现辖清塘、久佳、午田、营江、万家庄5个公社。5个公社共杀269人，其中枪打189人，刀杀46人，沉河47人，炸死17 人，活埋3人，棍棒打死8人，火烧死5人，其他方法致死37人，灭门5户。
清塘区位于道县西部，距县城十几公里。西部紧靠都庞岭，中部有清塘万亩大洞和营江大洞。著名的濂溪河发源境内，蜿蜒流经清塘、久佳、营江三个公社，在道江 镇注入潇水。濂溪河畔的久佳乡楼田村是北宋大儒、理学鼻祖周敦颐的故乡。世人可不知周敦颐，而不可不知《爱莲说》。这朵千年的莲花，陶冶了一代又一代读书 人的精神世界。在中国的哲学思想史上，周敦颐的地位如禅家的慧能，如西方的马丁·路德。孔子以一篇两万五千余字的《论语》奠定儒家的思想基础，老子以一篇 五千余字的《道德经》成为道家鼻祖，周敦颐仅以一篇两百余字的《太极图说》和一篇不满三千字的《通书》成为理学开山。朱熹有诗赞曰：“闻道移根玉井房，开 花十丈是寻常；月明露冷无人见，独为先生引兴长。”
我们对清塘区的采访特地选择从楼田村开始。
沿濂溪溯流西上去楼田，河水越来越清彻，景色越来越迷人，悠长的路程也因之大大缩短了距离，不知不觉就到了楼田村。这一带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川灵秀， 酷似桂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无与伦比的人间奇景。这是一块历史气息浓郁的莲花宝地。旧时“道州八景”有两景在此：“龙山烟树”、“豸岭云屏”。村后 道山，层峦叠翠，犹如一座硕大无朋的笔架。村右龙山，烟树苍苍，状若游龙，绵亘数里。村左豸岭，雾气蒸腾，形如怪兽，气吞河山。村前一马平川，濂溪河宛如 一条银色玉带，缓缓流过。当地人说，这是出宰相的风水。村后长满茂林修竹的道山山腰上有一个大溶洞，口小而腹大，可容千人，名曰“黑岩”。山脚下，村南 端，有泉四时不涸，是为圣脉泉。泉边石壁上，依稀可辩传为周敦颐的题刻：寻源。泉水从石窦中汩汩流出，形成一条小溪，流过村前，注入濂溪河。小溪水浅而石 圆，溪上有小桥，名曰大悟桥。相传当年濂溪先生常垂钓于此，天人感应，大彻大悟。当地村民告诉我们，前方不远，原有一片荷塘，面积有十亩之大，每逢夏季， 荷花盛开，清香远溢，美不胜收。不过现在已成了稻田和鱼塘。
自此往西南十余里，是逶迤磅礡的都庞岭山脉，号称“湖南第二峰”的韭菜岭直插云天，终年烟笼雾锁。相传汉光武帝刘秀曾流落此地，行乞时跌落筷子在山上，化为方竹。如今岭上依然比比皆是。
西行八里，是道州八景之最“月岩步影”。传为周敦颐读书、静养、悟道之处。月岩是都庞岭下的一个大溶洞，一洞三孔，东西两个洞门，高数十丈，宛如城阙。洞 壁峭石环生，晶莹璀璨。中间一个通天孔于洞顶之上，天光直透，东望如上弦月，西望如下弦月，中望如皓月当空。从西洞往东洞走，抬头看头顶的洞口，会看到一 弯“新月”如钩，再行，象镰刀，再行象小船，逐步由缺而圆；行至洞中，便是“皓月”当空；继续东行，回头望“月”，则又由圆而缺，最后变成一钩“下弦 月”。穿越约一公里长的岩洞，十几分钟时间，便可领略自然界30天的月相变化。令人惊叹者三。洞内至今尚存宋代以来名人文士摩崖碑刻四十余块。清代道士卢 国纶曾以《月岩》为题，赋古风一阙：“岩以月名真奇绝，天光透入岩之缺。当头仰见月一轮，上下两弦随转折。月本在天不在岩，以天为月岩迥别。千壑奔赴响流 泉，重门高爽积晴雪。飞鸟天边几回翔，洞里行人争皎洁。谷口时有好风来，山腰无数岚烟结。人言周子太极图，曾于此中悟真诀。假令斯岩不效灵，当年岂遂无图 说。先生理学贯三才，区区岂假一丘垤。风景殊尤信有之，等闲应唯游人舌。若将商洛强安排，先生闻之恐不屑。”清咸丰年间，广西私塾先生、太平天国领袖洪秀 全，起义反清，兵经道县，曾游月岩，并题诗一首云：
十万雄兵过道州，征诛得意月岩游。
云横石阵排车马，气壮山河贯斗牛。
烽火连天燃落霞，日月纵晖照金瓯。
天生好景观不尽，余兴他年再来游。
文气尚平，帝王之气蹶突其间。
我站在大悟桥上，凝视楼田村这个梦一般既遥远又真实的古老村庄，吟咏着周濂溪《太极图说》的千古名句：“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 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心中感触良多。脚下的溪水无声无息地流淌，背后的青山如屏风环伺，突然感到仿佛多年前我就来过这里，也是这样站着，也是这样想 着，也是这样一阵阵心酸痛着，也是这样无语的溪流，也是这样黛黑的青山。
此时的楼田村尚未从文革浩劫中完全复苏，“破四旧”的遗迹俯拾皆是，但依然美得惊人。千年古村，人文厚积，青砖黛瓦的庭院，劫后余生的牌坊，曲径通幽的青 石板路，石阶、石槛、窗棂、屋檐……处处透出宋、元、明、清四代建筑风格。然而历史也给人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在这位理学鼻祖的家乡，他的石刻绣像早已 被他的子孙打成三块，而他提出的宇宙构成论以及他所开创的“心性义理”学说，几乎无人知晓。
来到这里，不为观赏胜景，不为仰慕先贤，而为调查怎么杀人，确实是一种耐人寻味的事情。
在楼田村我们采访了周敦颐的二十五代孙周民基。
这位68岁（1986年）的老农民是楼田村的前任党支部书记，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是1944年日寇制造的震惊全国的“楼田惨案”的幸存者，又是1967年道县大屠杀的杀人凶手。他向我们谈了自己的经历：
“我是一个死过一回的人。1944年古历8月，我26岁时，日本鬼子打到了道县，四处下乡抓人，我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随乡亲们躲到后山的黑岩里。初三这一 天，一大早，两个日本鬼子押着三个中国挑夫到我们村，看到家家户户都没有人，就返到后山上来寻找。这时，刚好有两个小孩去山脚井里，去提水，被日本鬼子发 现了，追着他们，找到了黑岩洞口。这时，我正好爬到洞里来，给老婆乃崽送早饭，刚要出去，就听见洞口日本鬼子叽哩咕噜乱叫，也晓不得叫什么。我们谁也不敢 吭声。鬼子兵叫了一阵，见洞里没动静，就惨无人道地逼着三个中国挑夫，搬来一大堆柴火，点燃往洞里烧，一边烧一边架起风车往洞里煽风。当时，黑岩里躲着周 围四、五个村子一千多口人，一时间浓烟滚滚直往洞里灌，呛得人眼泪鼻涕直流，不断咳嗽。熏得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几个年轻的，火气旺，嚷着要往外冲，冲出去 和日本鬼子拼了。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这么多人还怕搞不过他们？可是，族长周正悟带着一些人，拿把大刀在前面堵着，他怕打死了日本人，事情闹大了，收不得 场，就命令大家把衣服、被褥拿出来堵洞口。结果，等于火上加油，堵洞的衣服、被褥被日本鬼子从洞口丢进来的柴火点燃了，火越烧越大，烟雾越来越浓，岩洞内 渐渐没有了空气（应当是氧气），不断有人昏倒，站在洞口的人被烧得皮开肉绽，人油滋滋地流……那两个日本野兽守在洞口熏了一天一夜，洞口的岩头都被他们烧 成了石灰。等到他们离开时，已经有四百多口人被烧死和熏死在岩洞里。我们村就死了87个。我的一个小儿子也呛死了。全村死绝了17户。那个惨象，真让人不 忍心看。三天过后，洞里还点灯不燃……
“我大难不死。解放后，我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民族恨积极工作。后来入了党，当了大队支书。我当支书期间为群众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不少蠢事、恶事……但从 没做过昧良心的事，只有文革那件事做得亏心!那时候，我鬼迷心窍，不辩真假，听信了别人的谣言，以为当真地主富农组织‘黑杀团’来杀我们党员、干部了。那 次到公社开会，公社干部讲，人家把刀都架在你们脖子上了，你们还睡着不醒？要我们回去把调皮捣蛋的杀他两个。还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回来以后，我就 与民兵营长周祖明、周仕祥几个商量，趁着别处都在杀人的机会，先下手为强，把我们村的几个地富都搞掉算了。结果一家伙杀了9个……其实杀起来蛮容易的，比 杀只鸡都好杀些，捆起来牵到村外的河边，杀了，丢到河里。原来准备杀到后面山上，有人说怕坏了村里的风水，就改到现在那个地方。没有人反抗，都老实得很。 只有富农周民正说，我们在旧社会吃过剥削饭，罪该万死！可是乃崽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能不能留下来？可是，你是晓得的，已经开过会讨论了的，怎么留 得呢？只好一起都杀光了。这些年来，我的心里一直不安然，一想起这件事心口就痛，良心上过不去。其实，那9个人都是我们周氏门宗人哩，也是周敦颐的二十五 代和二十六代孙。为了这件事，现在我受了处分。我不怪别人，只怪自己。我感谢党和政府给我的宽大。”
望着这位一手老茧如鞋底、满脸皱纹如刀刻的老农民，站在这片诞生过一代大儒的土地上，我们不知说什么是好！语言有时是苍白无力的，不如不说了罢。
唯一使人感到幸庆的是，郑有志、周仁表等人的杀人动员大会没有选在这里召开，总算给濂溪先生留了一点面子。
惜乎一直未能如愿。
后来听说楼田村已经开发成道县最大的旅游景点，观光过的人说，修缮一新，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我却突然感到失去了再访楼田村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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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7年时，道县行政区划为十区一公社一镇，即第一区上关、第二区车头、第四区桥头、第五区仙子脚（红岩）、第六区月岩、第七区祥霖铺、第八区四马桥、 第九区清溪、第十区蚣坝、第十一区寿雁、营江公社（县辖）、道江镇。1984年以后调整为八区一镇，即梅花区、仙子脚区、清塘区、祥霖铺区、四马桥区、清 溪区、蚣坝区、寿雁区、道江镇。变更情况如下，车头区更名为梅花区；桥头区撤消，一部分并入仙子脚区，一部分划到寿雁区；营江公社划归清塘区管辖。本文所 说之清塘区，在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原月岩区。
（1967年）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里，挤满了从全区赶来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这次紧急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
前一天（16日）上午，清塘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表专程从清塘赶到营江，把道听途说的“敌情”，经过自己的头脑加工创造后，向区武装部 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郑有志邀功：“郑部长，你来营江才几天，我们就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风为首的‘农民党’，已发展 到四、五百人；一个是蒋家地主崽子蒋伟珠为首组织的‘新民党’，已发展到七、八百人，还有电台。这两个反动组织是配合美蒋特务反攻大陆搞暴动的，有行动纲 领，有计划，他们的口号是‘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周仁表是有口才的，顺口溜张嘴 就来，汇报完后他又向郑有志建议:“目前群众的情绪很混乱，为了稳定局势，你是不是回清塘开个会？”
“开一个党员干部会吧。”
“好！要开就快开，开得大一点，区社干部、生产队长都参加。”
8月17日一大早，郑有志身着军装，屁股后面挎着把盒子炮，坐着拖拉机，“吐吐吐吐”赶回清塘，主持大会。[1]
那些脚上沾满泥巴的基层干部，有的是从十几里地外赶来的，快开会了，还有人陆陆续续进场。会场门口布了岗哨，郑有志当过兵，上的是双岗。会场内挂满了“千 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之类的大标语。场子太小，大几百人挤在里面十分拥挤。道县农民一般都习惯在腰 上别着根长烟袋，稍有功夫就拿出来含在嘴里，叭几口辛辣的土烟叶子。这些年来，区、社两级干部，改抽“喇叭筒”和最廉价的齐嘴巴纸烟，但生产队干部大都还 停留在长烟筒阶段。空气中迷漫着呛人的烟草味和汗臭气，天气又热，叫人心里好烦躁。农村干部开会纪律性差，一般都是上头开大会，底下开小会，整个会场闹轰 轰的。会议一直拖到十点钟才正式开始，周仁表指挥与会干部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拿在手上，面对毛主席像站好。这是当时无论大小会议必走的程序，大家 熟门熟路，不用多招呼，马上站直了，右手握住红宝书贴在胸前，毕恭毕敬地做好了敬祝的预备姿式。整个会场突然奇迹般的安静下来。周仁表开始领颂：“首先， 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全体与会干部一齐有节奏地挥动红宝书， 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周仁表接着又领道：“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众人又一齐挥动红宝书高呼：“身体 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敬祝完毕，周仁表请郑部长作动员报告。这些天来，郑有志的心情一直比较压抑，接任前线总指挥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革 联”抢了枪，一天天在壮大，咄咄逼人，8.13攻打二中，又吃了大亏，更叫他气愤填膺，今天，总算找到了一个痛快淋漓的渲泄口，他显得十分亢奋，作报告 时，时而站起，时而坐下，说到激动处，拳头擂得桌子嘭嘭响。
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目前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全国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在大好形势中，我们也要清醒地 看到，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很复杂。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8月8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 县。8月13日又开枪打死了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搞反革命政变。他们还有电台，配合帝反修。我们广大革命干部要提高警 惕，用实际行动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我们六区，是防空重点又是防暴乱的重点，8·8抢枪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文化大革命乱的时机进行破坏和捣乱，蠢蠢欲动！我们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 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他们还提出要地富当骨干。我们区如此，别 的区也不例外，八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有一天晚上，大队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召集四类分子训话，四类分子 每人一张小板凳，治保主任要他们站着听，他们偏要坐着听。听着听着，只见郑元赞的小老婆拿一把大蒲扇搧了两下，四类分子就一齐动手，拿凳子打我们干部，幸 亏支书及时叫来民兵，把四类分子拖出去杀了六、七个，才平息了这场暴乱。十一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伪乡长朱敏，在训话会上，公开向干部挑衅，说什么“现在你 们搞我，迟得三天的话，我们组织起来，就要把你们干部全杀光”。大家听了很气愤，当场把他打死了。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你不杀他，他就要杀我们！如果让他们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 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
今后怎么办？我的意见有三条：第一、从今天晚上开始，各大队都要召集四类分子训话，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交代党的政策，不老实的要严惩。 第二、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级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三、要赶快把干部、民兵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把四类分子牢 牢看管起来，白天老老实实参加队里集体生产，晚上关门在家安份守纪。子女也不准到处乱跑，特别是防止他们跑到二中去。
周仁表一鸣惊人：“我来补充几句，现在公检法瘫痪了，真正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 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们是脱产干部，还是戴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干掉。”接着又讲了“人民党”（假案）成员久佳公 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的事，他冷冷一笑道：“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老五（阎王）那里去当区长！”
全场顿时乱成一片，与会者议论纷纷。许多话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有人兴奋激动，有人紧张惶惑。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望着主席台上的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使得他们对这些台上的人惟命是从。
散会后，周仁表便指使久佳公社公安特派员蒋柏柱，带领久佳的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久佳公社达一村[2]大队唐玉家。当时，唐玉已经在8月14日的 批斗会上，被打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附带讲个小细节，14号批斗唐玉时，蒋公安员交代了要“打打他的态度”，可是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灯火 通明的，有点打不下手，再说让唐玉看清了人，若是有一天这家伙咸鱼翻生又抖起来，难保不报复，即使唐玉本人不敢乱说乱动，也怕他的后人玩阴的，队上的人想 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以吹灯为号，灯一灭就动手。黑灯瞎火中，不知何人一锄头敲断了唐玉的一条腿。被打得半死半活的唐玉由他的儿子和侄儿找来一张门板抬 回了家。蒋柏柱把唐玉从床上一把拖起，拖到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顿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到屋门口坪子边的水塘里。
唐玉者，何许人也？为何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系小学教师，为人生性梗介，好管闲事。1957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蒋公安员在该大队 蹲点，“蹲到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唐玉不识进退，仗着会写两个字，帮着受害人写了一张状子把蒋柏柱告了。害得蒋受了老大一顿批评，仕途 也受了影响。这号人留得么？至于唐玉想当区长云云，这在当时确实是滔天大罪，但“人民党”尚不存在，他想当区长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笔者经多方调查， 获知唐玉“企图篡党夺权”的最大证据是，有人揭发他在“发泄对党的仇恨”时说过：“如果让我当区长的话，肯定不会比他们搞得差。”但即便如此，也罪恶不至 死。
我们在采访中，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唐玉呐，好人呀！”既然好人呀，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打死他呢？“打死他的时候，我没下狠手。”一位参加杀害唐玉的凶 手对我们说。但是下狠手唐玉可能还痛快些。笔者采访的杀人个案中，很多被害者临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求你让我死得痛快一些”。
8·17会议结束后，久佳、清塘两公社有五个大队迅速行使“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4天内杀了13人。
在整个杀人事件中，久佳公社杀36人（其中自杀4人），清塘公社杀75人（其中自杀9人）。
清塘公社月岩大队贫农社员曾保保在“社教”中提过大队贫协主席陈智才等人的意见，文革“杀人风”中，陈智才等人趁机报复，将曾保保杀害。当时曾保保已经怀 孕6个多月，拖着大肚子被拖上杀场。被杀前曾保保苦苦哀求：“我错了，我改正。求你们不要杀我，我肚子已经有了毛毛，硬是要杀我，让我生下毛毛再杀也不 迟。”陈智才说：“你想用缓兵之计，我们不得上你这个当！”一马刀剖开曾保保的肚子，胎儿翻了出来还在蠕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午田公社的情况，下章专门另述。
笔者认为，在道县杀人事件中无处不见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最早就诞生在清塘区。始作俑者应该就是周仁表等人。8月17日以前，整个道县，一共只杀 了11人，其中13日杀1人（朱敏），14日没杀人，15日杀7人（钟佩英母子等），16日杀3人，主要都集中在四马桥区杨家公社一带。在对这几起杀人事 件的查处中，没有发现与“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内容。而8月17日清塘会议后，“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便如雨后春笋般以各种形式出现，有公社级 的，有大队级的，甚至有些生产队都有“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但是，周仁表等人，对这个创造发明的专利权始终不肯认领。他们中有人辩解：“道县出现杀人 事件和‘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是受广西那边的影响，是从广西全州那边传过来的。”事实果真这样吗？我们为此查阅了大量文革资料[3]。不错，与道县相邻 的广西全州县，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发生了大屠杀，也确实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和 “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组织（后两个“委员会”道县没有）。但那是1967年10月以后的事，从时间顺序上看，应当是广西受道县影响，而不是相反才合逻 辑[4]。
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周仁表在文革杀人事件中，多次指示、督促下面社队杀人，点名批准清塘公社廖家、蒋家、狮子头、大神山、团结等大队杀了17人，并 在蒋家大队亲自开枪杀人，给民兵作示范。仁表同志可能记心不好，很多事都记不清了，但他带着两名飒爽英姿的女民兵下来督促杀人的光辉事绩，清塘乡的农民兄 弟至今还津津乐道。在整个道县文革大屠杀中，杀人事件责任人中的脱产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亲自动手杀人的，处遗工作组有一个“三个一”的 说法，即：地管干部有一个（原冷水滩造纸厂党委办公室主任欧才清），政法干部有一个（周仁表），公社书记有一个（原四马桥区杨家公社党委副书记邓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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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证据表明县委副书记郁山参加了这次杀人动员大会，并在会后高度评价“开得好，开得及时，开得主动。”
[2] 道县有一批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自然村，如桥头、沙田、蒋家岭、杨柳塘、小坪、洪家宅、达村等，其中最大的是达村，有1000多户，4000多人。（当 时道县县城道江镇也只有4000多人。）走进达村，你彷佛走进一个小城镇，最大的特色就是门楼特别多。这种门楼是道县村落的一个重要标志，一般是一姓一个 门楼。达村号称“九唐搭一孟，外加张吴两姓。”唐姓有9个门楼，现已迁走一个，剩下8个，孟姓、张姓、吴姓各有1个门楼，共计11个门楼。据考证，唐姓是 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从山东青益县迁来的，吴姓是元朝从唐家乡的高枧迁来的，张姓是清朝从万家庄乡的万家庄迁来的。达村位于濂溪河 中游，村前有濂溪大洞，后面是一望无际的大坪铺，土地广阔，水旱无忧，便于繁衍生息，故尔能发展成这样的大型自然村落。文化大革命时期，达村隶属久佳人民 公社，作为一个大队人口太多，故在行政区划上将达村一分为二，分为达一村和达二村。整个达村在文革杀人风中，基本上严格按照上级关于对四类分子中“调皮捣 蛋的可以杀个把两个”的指示精神办事，共杀2人，其中达一村1人，达二村1人。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67年10月2日至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些地方出现“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乱抓乱杀“四类分 子”及其子女。全州县一个大队，两天内竟集体坑杀76人，由此造成成批杀人的局面。12月2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广西 军区联合发布了《取消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等组织的紧急通知》。《通知》说：“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 等组织是非法的，必须立即取消，停止活动，今后不得再成立类似组织，更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借口私设法庭，随意捕人、杀人，如有违抗者，严加追查，依法惩 办。
[4] 据道县处遗工作组有关资料披露，“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这类组织是道县少数基层干部的集体创作，最先提出“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是周仁表，而第一个以“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名义实施杀人的是寿雁公社平地尾大队党支部书记唐祖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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